昔日的烟草大王褚时健，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80多岁从头再来励志创业，把褚橙卖遍全中国，褚老的励志创业故事激励了一个又一个正在路上的创业者们。关于褚时健励志橙的报道这几年也铺天盖地，不过很少有从深层次挖掘褚橙励志创业案例能够成功的本质。
分享一篇领教工坊创始人肖知兴对褚时健励志创业案例的评论文章：褚橙，揭示竞争的美德
我与企业家朋友打交道，发现有不少误区。每次与他们聊管理，我都在努力和他们交流最新的、最先进的管理理论和工具。我以为这些最前沿的东西，应该是他们所缺少的。后来我才发现，大多数企业家缺少的往往是最基本的东西。比如我发现：很多企业家朋友，从来不与向他们汇报的人做一对一的面谈！我感慨，一对一面谈几乎是企业管理大厦的第一块基石。第一块基石都没有，如何谈得上提高？
管理与种田其实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橙子要想好吃，首先要解决水土问题。水要一棵树一棵树地浇，肥要一棵树一棵树地施，没有任何捷径可走。企业管理也是一样，必须一个人一个人地去谈，一个人一个人地去影响，让他们认同这个企业，认同这个组织。期待工装一换，大会一开，小册子一发，大家就成为一个团队，就能上战场了，就好比灌溉靠雨水，肥料靠枯枝的原始农业生产方式。然而，在产能过剩的今天，这种初级管理方式已经不管用了。
褚时健选择冰糖橙，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不是经过什么五力模型、SWOT模型之类的行业分析过程。他不需要。以他的勤勉和认真，我估计，进入中国绝大多数行业，他都能生存下来，而且都能生存得不错。他虽然选择的是农业，但他的这种勤勉和认真，却代表着一种真正的工业化时代的精神，或者更严格地说，是高度工业化、后工业化时代的精神（英文中，勤勉industrious，与工业industry词根相同）。在早期工业化时代，大家其实完全可以用一种传统农业的心态来经营，有供给就有需求，不需要在质量、效益、精益化管理上下太大工夫，只要依样画葫芦，把产品做出来、卖出去，就能挣到钱。而后工业时代，必须以人为本，以客户和员工为中心，在经营和管理上同时下工夫，才有生存的可能性。
这种后工业时代的美德本质上其实是竞争的美德。当今这一波移动互联网驱动的创新来势汹汹，传统企业个个风声鹤唳。这个过程在本质上是用更高的效率来打败更低的效率，用高度工业化打败低度的工业化。这种高效率来自经营和管理两个方面。经营方面，是以客户的需求为中心，用信息化手段再造或优化商业模式，降低客户与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管理方面，是以员工的需求为中心，用信息化手段再造或优化组织形式，降低员工与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
褚时健的外孙女和外孙女婿与“本来生活网”合作，赋予褚橙励志的内涵。“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是典型的用互联网再造商业模式的例子；褚时健取消生产技术总监，让四个作业长直接向自己汇报，则是再造组织形式的例子。当然，仔细思考，这里组织形式的再造并不依赖于信息技术的推动。这其实也符合一个很重要的逻辑：移动互联网本身并没有对企业组织形式带来革命性的、颠覆性的变化。平等和参与的文化，扁平和高度流动的组织，从来都是各个时代的企业管理者最高的追求，移动互联网只是提供了更好地实现这种文化和组织的技术条件。
如果要预测中国未来创业的机会，移动互联网带来的行业竞争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些因为意识形态、政治、既得利益等因素，长期处于低竞争状态的行业，孕育着难以想象的巨大商机。金融、教育、医疗，大家一般都看见了机会，但处于更大的低竞争状态的其实是农业。中国农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远远超过了其他行业。以褚时健在红塔山时代锻炼出来的工业化精神，进入这样一个低工业化水平的行业，几乎是杀鸡用牛刀，摧枯拉朽，找不到对手。
我曾经谈论过中国企业界的“四川现象”。从第一代首富刘永好（四川新津人）到现在的王健林（四川苍溪人），从任正非（贵州长大，在重庆读书）到海底捞的张勇（四川简阳人），中国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都与四川有密切的关系。推而广之，四川改成西南，把云南包括进来，这个结论也是成立的。“礼失而求诸野”，中国文化最精锐、最优秀的分子在西南边陲这样的地方出现，背后其实自有其深刻的文化嬗迁的深层逻辑。历史学家茅海建的观察是：中国文化的重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一带后，在晚近时期，有一个从东向西转移的趋势。因为沿海地区在西方人的优势面前望洋兴叹，奋起直追的同时，往往丢掉了另外一种更宝贵的东西——文化自信，以及这种自信带来的从容。与沿海的企业家相比，任正非、褚时健最大的不同点就是那种不服气、不信邪的文化底气，以及这种底气带来的过人的视野和胸怀。
中国人到西方，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用街头雕塑、街道命名、故居遗址等各种方式对他们的各行业杰出人物的纪念。褚时健绝对也属于这类人物。作为学者，我们至少能做到是记录，是传播，是光大，让他的事迹能影响到更多的人。在这方面，铁鹰老师的贡献，在当今中国管理学界，无人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