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上联典出“李广射石”,唐代诗人卢纶有诗《塞下曲》,诗曰:“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说的是汉代飞将军李广一次夜间外出,忽见前方草丛里卧着一只“猛虎”。李广大惊失色,急忙张弓射虎。第二天早晨,当他们去寻找“死虎”时,发现卧在地上的不过是一块形如卧虎的巨石,再看那枝箭,竟然深深的射入巨石之中。李广暗自称奇,随即再引弓射石,使出全身的力气,箭再也射不进石头了。
秦汉时代的雕塑风格是严峻的风格，是阳刚之美的风格。秦汉俑马、墓前石雕从整体上看，也许远不及后世那样精巧、细腻，而以拙重、粗犷为特色，然而正是这种“客观简朴性”，成为了秦汉时代文化精神的象征。秦汉雕塑的风格不是偶然的，它正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强烈的开拓、征服欲望的形象写照。它继承了远古以来，华夏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注重人力，与自然抗争的崇高精神。 秦汉时期的雕塑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力量将中国雕塑推向了高峰。这一时期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大型纪念性石雕的出现和标志性明器雕塑的产生，以及工艺性雕塑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秦汉雕塑的巨大气魄和强健精神，为中国雕塑的历史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秦兵马俑的雕塑艺术，标志著明器雕塑创作上产生了一个重大飞跃。它规模大，数量多，给人最突出的感受是力求逼真，表现物件的写实风格。每个秦俑的形象虽无雷同，均通过人物动作刻画，各自神态表现的生动传神。注重灵活多样的表现手法，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汉承秦制”汉代明器雕塑的制作形成规范化、制度化，形体上虽不如秦代高大，但表现物件上却比秦代丰富。人物的塑造比秦代富於动感，姿态也有了较多的变化，东汉明器雕塑在题材内容，制作材料，以及分布地区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出现了大量形形色色，表现各种生活劳动场景的俑，以及楼、坞、堡等模型，在题材内容上更趋於生活化，更真实广泛，具体表现各种生活场景。同时还表现出鲜明的地区特色和民间风貌，如体现巴蜀风情的身背竹箆劳动妇女俑与袒博赤足、抱鼓，眉飞色舞表演的《说唱俑》。 霍去病墓大型石雕群，是我国最早的较完整的纪念性雕刻艺术珍品，是西汉时期强盛的国力和积极进取精神的象徵。它的艺术特点表现为注重寓意，善於运用象徵的手法表现作品的思想内容。在建造上，“为冢似祁连山”，以纪念他的不朽功勋。配置竖石和多种动物雕刻，独创的综合群体，成功展示了深山野林猛兽出没的艺术意境，《马踏匈奴》是整组石雕中的象徵中心。并巧妙地运用“因势象形”的表现手法和灵活地将圆雕、浮雕、线刻的表现手法综合运用。 这一时期的建筑雕塑也很有特色。“秦砖汉瓦”将建筑、雕塑、书法结为一体的奇妙结合，是我国建筑雕塑艺术的一大特色。画像砖和画像石以砖石将绘画与雕塑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变化多样，同样独具民族特色。 秦国有悠久的石刻艺术传统，在凤翔西村春秋时代的秦宫陵园中,曾出土两件高约22厘米的石俑;战国时代，秦昭王在咸阳兴建横桥,曾雕刻忖留神石像；此外,在蜀郡都江堰又雕刻镇水石牛。秦始皇时期，玉石雕刻有了显著的进步,据晋王嘉《拾遗记》记载,秦代的刻玉善画工烈裔,“刻玉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另据《三辅黄图》记载，秦代加固扩建横桥时，曾雕刻古代力士孟贲的石像；营建骊山陵园时，雕刻一对头高一丈三尺的石麒麟，开启了后代在陵墓前雕造石兽、石狮或石辟邪之先河。 青铜纪念雕塑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贾谊《过秦论》亦有“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之语。参考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编钟架形象，可知秦代铸造“钟□金人十二”，即是供咸阳宫中两具曲尺形双层编钟架上使用的人形铜立柱。 另据《汉书·五行志》、《西京赋》、《水经·河水注》及《三辅旧事》等文献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铸造12个“各重二十四万斤”的“金狄”，即12个身着“夷狄服”的大铜人,配列在阿房殿前,铜像胸前刻有李斯撰写的赞颂秦始皇统一功业的铭文，其政治作用不可低估。 1980年冬，在秦始皇陵西侧，出土两乘大型铜车马，每乘包括四马、一车、一驭手,车马形体相当实物的1/2，每乘总重量达1200公斤以上,铸造工艺十分精良,形象极为生动(见彩图铜车马(秦) 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一号带伞盖的铜车，驭手作立姿,其性质当为导车；二号作篷盖的铜车,驭手呈坐姿,其金属辔绳末端刻有“安车”等字铭。据考证，此车系仿照秦始皇巡视全国时的御乘而铸造，旨在纪念秦始皇“平一宇内”的不朽功业（见秦始皇陵彩绘铜车马）。 墓葬明器雕塑 即供随葬用的雕塑作品，主要是各种材质的偶人车马。秦代有大型的陶塑兵马俑及圉师俑、小型的木雕侍者俑等两种。前者集中发现于陕西临潼县骊山北麓秦始皇陵园附近；后者于1978年发现于河南泌阳县官庄村秦代末年的墓葬中,共有木俑4件，身高11～16厘米,面形浑圆丰满,俑表施彩绘,作拱手侍立状,造型甚古朴。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就着手穿治骊山；在他去世前，陵区内已是“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从20世纪40年代起，在秦始皇陵园东北隅的临潼县焦家村附近，曾陆续出土一种高约70厘米的圉师俑（马□），作跽坐姿态，造型质朴优美。 1974～1976年,在陵园东垣外的临潼县西杨村南,地处东陵道之北侧,先后发现3座埋藏大型陶塑兵马俑的从葬坑，出土数千件与真人真马等高的兵马俑，其躯体采用泥条盘筑法塑造，头像则运用模制加手塑的方法制作。这批兵马俑标志着秦代雕塑艺术的卓越成就，再现了秦军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精神风貌,体现了王权的极度威严，其主要艺术特点是：形体高大,崇尚写实,手法严谨；类型众多,个性鲜明，形象生动；在总体布局上,利用众多直立静止体的重复,造成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令人产生敬畏而难忘的印象 汉代雕塑 中国西汉和东汉的雕塑作品，主要包括石刻、玉雕、陶塑、木雕和铸铜等品种。当时，雕塑艺术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表现技巧迅速提高，举凡大型纪念性石刻、园林装饰雕塑、各种明器雕塑及实用装饰雕塑等方面，均有显著发展，留存至今的汉代雕塑遗物极为丰富。 石刻 汉代雕塑艺术的新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大型石刻作品上。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1对大型石刻,是原存陕西省长安县常家庄的牵牛石像和斗门镇内的织女石像，两者东西相隔约3公里。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它们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在上林苑“发谪吏穿昆明池”时建立的，按左牵牛、右织女的格式，设置在昆明池东西两岸，故而又称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石像高 258厘米，右手置胸前,左手贴腹，作跽坐状；织女石像高228厘米,作笼袖姿态。这组石刻取材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均用花岗岩雕成，石像形体高大，是中国早期园林装饰雕塑的代表。 秦代雕塑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秦朝的雕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即利用雕塑艺术为宣扬统一功业、显示王权威严的政治目的服务，在建筑装饰雕塑、青铜纪念雕塑、墓葬明器雕塑等方面都取得了划时代的辉煌成就。 建筑装饰雕塑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凭借高度集中的人力与物力,大兴土木。首先,在都城咸阳北坂上营造六国宫殿；其次,加固扩建了跨越渭河的横桥,并在渭河南岸营建新朝宫——阿房前殿;最后,又在骊山北麓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园。这些巨大的建筑工程，均用雕塑作品进行装饰美化。 瓦当是强烈反映时代艺术风格的一种建筑装饰构件。咸阳市东郊窑店镇附近的秦宫遗址，曾出土浮雕着鹿、鸟、昆虫纹的圆瓦当；西安市西郊巨家庄附近的阿房宫遗址,出土四鹿纹、四兽纹、子母凤纹圆瓦当;骊山秦始皇陵区，出土夔凤纹大瓦当；皆以饰纹华丽、风格清新而著称。 此外，在咸阳故城秦宫遗址还出土两种大型空心砖，其一是刻画着龙纹、凤纹、水神纹的空心砖，其二是模印着回纹、菱格纹的空心砖，皆铺砌在宫殿阶基地面上，由此可见秦代建筑装饰雕塑的发展概貌。 另一组著名的西汉大型石刻，是陕西省兴平县道常村的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刻,系元狩六年少府属官“左司空”署内的石匠所雕造。作者运用循石造型方法,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于一体，使作品兼有写实与写意的风格。现存作品有立马、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石蟾、卧牛、野猪、野人、野人搏熊、母牛舔犊等14件，另有题铭刻石2块。 原先皆散置于墓冢周围，现集中陈列在墓前东西两廊内。立马石刻，亦称马踏匈奴，高168厘米,是群雕中的主体。作者采用寓意手法，以战马将侵扰者踏翻在地的情节，赞颂霍去病反击匈奴侵扰所建树的赫赫战功，是汉代纪念碑雕刻的重要代表性作品。
卧虎就是神兽白虎，象征着威武和军队，所以古代很多以白虎或者卧虎冠名的都与兵家有关，例如古代军队里的白虎旗和兵符上的卧虎像。
在先秦星宿观念中，白虎被视作西方七宿化成的神兽，四灵、四象之一，汉代五行学说兴起，四象合于五行，西方白虎又多了象征五行中金行的意义。
霍去病墓石刻，包括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二、野人、母牛舔犊、卧牛、人与熊、野猪、石蟾等14件，另有题铭刻2件，全部用花岗岩雕成。作者运用循石造型的艺术手法，巧妙地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汇在一起，刻画形象以恰倒好处、足以表现客体特征为度，决不作自然主义的过多雕镂，从而加强了作品的整体感和力度感，堪称“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杰出代表。
这项纪念碑群雕的主体是——马踏匈奴石刻。在这件高168厘米的主题雕刻中，作者运用寓意手法，以一匹器宇轩昂、傲然卓立的战马来象征骠骑将军；以战马将侵略者践踏在地的典型情节，来赞颂骠骑将军在抗击匈奴战争中建树的奇功；那仰面朝天的失败者，手中握有弓箭，尚未放下武器，这不就是告戒人民切不可放松警惕。这件作品的外轮廓，雕刻得极其准确有力，马头到马背部分，作了大起大落的处理，形象十分醒目。总之，马踏匈奴石刻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典范，是西汉纪念碑雕刻取得划时代成就的标志。
霍去病墓底部南北长 105米，东西宽73米。顶部南北长15米，东西宽 8米，高约25米。墓前石刻现存16件。可辨识的象生14件，其中有 3件各雕两形，总共有生物17体；不同物象12类。计有怪人、怪兽吃羊、卧牛、人抱兽、卧猪、跃马、“马踏匈奴”、卧马、卧虎、卧象、 短口鱼、长口鱼、獭、 蝠、左司空刻石和平原刻石。石刻依石拟形，稍加雕凿，手法简练，个性突出，风格浑厚，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批大型石雕艺术珍品。其中“马踏匈奴”为墓前石刻的主像，长 1.9 米，高 1.68米，为灰白细砂石雕凿而成，石马昂首站立，尾长拖地，腹下雕手持弓箭匕首长须仰面蹙挣扎的匈奴人形象，是最具代表性的纪念碑式的作品。这组石刻都是将一块整石运用线雕、圆雕和浮雕的手法雕刻而成。材料选择和雕刻手法与形体配合，有的注重形态，有的突出神情，形神兼备。猛兽则表现凶猛，马则表现跃起注视前方,牛、象则表现温顺,神态各异。从铭文刻石推断，这批石刻当是少府左司空监造的。墓前列置石人、石马、石象、石虎等石刻，对以后中国历代陵墓石刻有深远影响，一直为汉以后历代陵墓石刻艺术所继承。
霍去病墓石刻原有总数已不可考，明嘉靖年间因地震有的倒置，有的被淹埋。1949年以前原置于墓前的有9件，1957年新发现7件。
1956年在霍去病墓前设置茂陵文物保管所，1957年把露天石雕移置在墓前新建的两廊内
司隶校尉，旧号卧虎，是汉至魏晋监督京师（中央）和周边地方的监察官。始置于汉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成帝元延四年（公元前9年）曾省去，汉哀帝时复置，省去校尉而称司隶。东汉时复称司隶校尉。
西汉时司隶校尉秩为二千石，东汉时改为比二千石。属官有从事、假佐等。又率领有由1200名中都官徒隶所组成的武装队伍，司隶校尉因此而得名。一直到三国魏晋时期，司隶校尉都是监督京师和京城周边地方的秘密监察官。
夜壶之怒指吴三桂与陈圆圆。
诗句出自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字骏公 号梅村）的《圆圆曲》，写于1651年顺治八年辛卯初，原文是：“恸哭六军俱缟素，夜壶之怒为红颜”。陈圆圆是明末名满天下的“秦淮八艳”之一，一时名气盖过温婉可人的董小宛。陈圆圆先被田弘遇献给了崇祯皇帝，没有得到崇祯的宠幸，后被吴三桂纳为妾。
1.高句丽是古代东北地区夫余人所建立的。其领土主要部分处于汉朝的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公元前37年，夫余人朱蒙在玄菟郡高句丽县辖区内建立政权，国都为纥升骨。
2.高句丽历史上，对中国时叛时附。高句丽帝国的扩张大致始于大武神王高无恤时代，正值王莽篡汉。王莽贬高句丽为下句丽，从而引发了战火。高句丽连战得手，击败新莽政权，占有乐浪并吞并周围诸小国，势力进入朝鲜半岛。后光武帝刘秀击败高句丽，收复乐浪，以朝鲜半岛之清川江为界，以北归东汉，以南归高句丽。后来，高句丽趁五胡乱华之际再次大举入侵，名义上是尊奉北方政权，实则暗中掠夺土地。到了南北朝末叶，它不仅占有辽东四郡，而且还征服了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等政权。
3. 隋统一后，为收复辽东四郡，发动了对高句丽的战争，终以隋炀帝失败而引发内乱。隋亡后，李唐仍然不忘收复四郡，终于公元668年灭高句丽。其国民大部被唐军虏入内地，分布在河北山东一带，小部分逃入百济，新罗。百济，据说就是一个由高句丽贵族所建立的国家后为唐所灭。
4. 高句丽灭亡250年之后，新罗大将王建弑主篡位，建立了王氏高丽政权。之所以称作高丽，是因新罗曾经臣服于高句丽，故以高句丽继承者自居。然而，新罗人乃朝鲜半岛三韩（马韩、弁韩、辰韩）之后裔，与夫余人所建的高句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虽有部分高句丽人融入其中，但不等于他们自己就是高句丽人。后来王氏高丽后为李氏高丽所取代。李氏高丽曾臣服于中国，终明清两代，均自称“中国孝子”（朝鲜《宣祖本纪》37），直至1910年日韩合并，李氏高丽灭亡为止。李氏高丽是南北朝鲜的前身。但无论王氏高丽还是李氏高丽，其领土均未出朝鲜半岛一步。
5. 朝鲜人以前也不认为自己是高句丽的后裔。王氏高丽的创建者王建在临终前所写的“十训录”中称，自己建国“全赖三韩山川庇佑”。可见他自认为是三韩后裔，而不是什么高句丽人。在文化传承上，从王氏高丽直至今日之朝鲜族，确实继承了高句丽不少的东西。但日本也继承了很多中国文化，不能因此说中国历史就是日本历史。
6. 人们之所以将王氏高丽错误地看作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和我国的史书记载有一定关系。应该说宋代以前，史书对高句丽的历史定位是还准确的。但由于战乱导致的文献失散以及王氏高丽的误导等原因，宋代之后史书的记载开始出现混乱，乃至明显的错，曾一度将高句丽简称为高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