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论文，有关的解释如下：
一、对联的起源与发展
(一)对联概述
对联俗称“对子”，简称“对”、“联”；别称“联对”、“联语”、“联句”；雅称“楹联”、“楹贴”、“贴子”、“偶句”、“应对”、“对语”等等，是有独立意义的对偶句。对联的历史悠久，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传统的实用文体。
与诗的单位叫“首”，文的单位叫“篇”的道理一样，对联的单位叫“副”，古人用“幅”。
对联由两个等量字句组成，前一部分叫上联，也叫上支、上比、出句或叫对公、对首。后一部分叫下联，，也叫下支、下比、对句或叫对母、对尾。上下句合称一联，为全联缺一不可。楹联是传统的格律文学，具有格律性、典型性。凡不符合联律基本要求的作品就不应称其为楹联。对联的字数与“言”有相应的关系。字数是上下联字数之和，其中和之半为“言”。比如传统春联“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是八字四言联，居室联“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是十字五言联；“满地花阴风弄影；一亭山色月窥人”是十四字七言联。
与对联最密切的是横批，也叫“横联”、“横额”。横批贴在两个对联中间上面，一般是四个字的。它的作用是把上下联的中心思想概括出来，有总结和点化作用。
(二)对联的起源与形成
对联与包括骈赋、唐诗、宋词、元曲、民间韵律性文学等在内的其它文学体裁、语言、文论术语之间，既有互相包容，渗透、扶翼的共性，又有自己的规律、定则。
1、对偶修辞手法孕育了对联
对联区别于其它文体最显著、最基本的特征，就在于它的上下联，从字数、句式、内容、到平仄、韵律等，全用对偶。因此，要探索对联的起源和发展就不能不首先涉及到对偶。
对偶是汉语修辞格之一。对偶是“对仗”和“骈偶”两个词的演化综合。对仗是诗词曲联中语句的一种对偶形式。“对仗”缘于古代宫中卫队的行列仪仗队。这种仪仗队是两两相对地排列的，其队形、人数、服饰、旗号等都整齐对称排列，所以叫“对仗”；骈偶的“骈”是指两匹马并驾齐驱，“偶”指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合成“骈偶”，也是成双成对的意思。对偶和对仗二者疏密有间，宽严有别，对仗忌重字，对偶不忌。
对偶这种修辞手法，在我国古代诗文中，很早就被人们所运用，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文学作品中就出现了。“满招损，谦受益”(《尚书·大禹谟》)。“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小瞧·采薇》)。“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离骚》)。
到了两汉时期，一种叫做“赋”的半诗半文的文学体裁发展起来，对偶的修辞手法得到了广泛、自觉的运用。到魏晋时期，赋体作品又逐渐趋向骈体化，产生了“骈体文”。对偶修辞方法的发展和成熟，不仅对于丰富、发展汉语言文字艺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可以说，正是这种艺术手法，孕育了唐代的律诗和以后的对联这两种艺术形式。从整个文学艺术史和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来看，对联这种文学艺术形式同整个汉语言艺术是密切相联的。它是随着我国汉语言文字艺术中对偶修辞手法的产生、发展、完善才应运而生的，是从对偶修辞手法中脱胎出来的一种独立别致的文体。可以说，对联是对偶修辞手法的成熟化、典型化、文体化的产物。
2、桃符习俗直接产生了对联
对偶修辞手法孕育了对联，但是，对偶并不等于对联。对偶要转变为对联，还必须具备外在的形式。这种使对联获得独立的外在形式，是我国古代一种民族习俗——挂“桃符”。因此，对联始于古时的“桃符”，即对联源于春联，春联始于桃符。“桃符”又称“仙木”。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中原人民在旧历辞旧迎新之际，用两块桃木板分别写上“神荼”、“郁垒”二神的名字，或者用纸画上二神的图样，悬挂、嵌缀或者张贴于门旁，意在驱邪祛鬼，祈福避祸。根据神话故事《山海经》等书记载，相传在东海度朔山有一棵弯屈伸展三千里的大桃树，它的枝丫一直伸向东北的鬼门，山洞里的鬼神都要由此出入。桃树下有两位神将把守，名叫神荼、郁垒。他们一旦发现有害人的恶鬼，就用苇索捆住送去喂虎，使人们得以安居乐业。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这种悬挂桃符习俗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由最初写二神名字或者描画图象，到后来有人在桃木板上写除祸祈福的吉祥话，进而发展到写两句对偶的诗句。于是便产生了所谓“桃符诗句”，即“楹贴”。这种题桃符的楹贴，便是对联的雏形。
最早的一副楹帖，即春联的出现，根据史料记载，是在五代时期。《宋史·西蜀孟氏世家》载：公元964年，孟昶(919—965)命学士辛寅逊题桃符，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后蜀主孟昶所题的这副楹贴，就目前来讲，被公认为是第一副春联。至此，对偶的修辞手法，便“分娩”出春联这种独立的文体。
及至宋代，对联创作已蔚然成风。象苏轼、朱熹、黄庭坚这样的名流大家，也有不少对联作品传世。北宋文学家王安石(102 1—1086)在《元日》诗中描写了人们张贴春联的情景：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宋、元、明时期，宫廷、宦门、寺庙、佛门已经出现了铭刻于木柱上的对联，后人称之为“楹联”。同时，最早的寿联、挽联、题赠联也开始产生了。宋代大学者朱熹(1120—1200)还编有《联语》，可见楹联已开始盛行。
到了明代，春联便作为一种年节志庆的独立文化风俗形式，被正式肯定和推广。据说“春联”一词，就是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创造的，并且开始采用红纸写春联。公元1368年，明代建都金陵(今南京)，为庆贺开国立业，号称“对联天子”的朱元璋“除夕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据清人陈元澹《簪云楼杂话》记载)。这种把“题桃符”变成张贴春联的习俗，一夜之间，由宫廷豪门推广到了老百姓门户。他不仅下命令，而且在第二天(大年初一)清早，“微服出游”，漫步大街小巷，鉴赏春联。当他发现城门口有一骟猪户因无钱买纸来贴春联时，他便命人取来纸墨，亲自挥毫，为该户题上一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斩断是非根”。由后蜀主孟昶“题桃符”，到明太祖朱元璋“设春联”，其间经过四百多年，对联便由桃符的雏形逐步趋于成熟。并且，在此过程中，对联也开始由唯一的春联发展到其它更多的种类。在内容上，也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发生了日益密切的联系。到清代康、乾盛世时，对联艺术达到了鼎盛时期。
3、各种文体促进完善了对联
(1)对联与赋、骈体文
对联的产生，首先应当归功于赋和骈体文的影响。从对联艺术本身的特点看，它句式灵活，长短自如，没有固定的篇幅，少则几字，多则几十字，数百字、上千字。它虽然是“诗”，却不强调押韵；它注重文字修饰和用典等，和赋、骈文也有相似之处。因而，它受到赋和骈体文的影响、促进，是显而易见的。
(2)对联与律诗
唐代中期以后，形成了文学史上称为近体诗的“律诗”。律诗不仅对诗中的对偶提出了严格要求，而且形成了固定的位置，它使对偶在诗歌中更加艺术化、系统化和理论化。至此，对联也就随着应运而生。对联是律诗的演变。对联与律诗中对仗的中间两联相比，除了在字数的要求上不同(律诗中只有五言或七言)，其余对仗的形式、要求，大体上都是一致的。
(3)对联与词
对联的对偶要求，虽然大体上与律诗的对仗相同，但有些方面，却又突破了律诗对仗的严格限制，更显自由和灵活性。这是受到词的影响。最明显的有两个方面：
①律诗的对仗，要求以平声对仄声，以仄声对平声。对联突破了这一点，在某些句脚上，不拘平仄声。例如：冬去高天万物复苏；春回大地一派生机。其中句脚“苏”和“机”二字都是平声。又如《红楼梦》第五十三回里，贾氏宗祠的对联：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上联句脚的“恩”为平声，而下联句脚的“盛”则为仄声。对联这种在句脚上有时可以平对平，仄对仄，出句平对句仄的特点，恰恰是词的对偶特点之一。
②律诗的对仗，避免同字相对；而对联却以同字相对作为修辞和用字的技巧之一。如周恩来同志挽蔡元培同志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其中的“从”、“到”、“先生”、“之”、“在”都是同字相对，这种情形在对联中是允许的，这一点与一些词的对偶相似。例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其中“里”是同字相对（毛泽东《沁园春·雪》）。
(4)对联与曲：
明清以后的对联，如谐趣对、叠字对、复字对、以及口语、俚语、成语等用到对联之中的情形日渐增多，说明它受到元曲的影响是明显的。例如：倾国倾城越西子梨梨枣枣；行云行雨楚巫娥暮暮朝朝（张可久[双调 折桂令]《赠歌者秀英》）。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抗州中山公园对联)。由此可以说，对联是文、赋、诗、词、曲等文体综合、演化、变异而成的。
(三)对联的应用与发展
对联产生后，它的应用范围逐步扩大。起初，对联的种类只有唯一的春联，到宋、元、明以后，逐渐被用于人们的装饰、交际活动之中；从起初应用于文坛、官场、宫廷，到后来逐渐普及于广大民间、广大社会，以至于发展到名胜古迹、寺祠庙院、亭台楼阁、门庭书房、卧室案头以及店铺坊馆等。在民间，就连戏台、神座、花灯、香炉、箱柜、粮囤、车辕、畜栏等处，也都有贴对联的现象。
对联真正在思想内容上获得充实与发展，真正与社会现实生活发生密切联系并发挥其积极作用的，还是在近代、现代。具体地说，是从1840年雅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开始觉醒，先进阶级的进步思想开始出现，尤其是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对联才迅速发展成为先进文学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
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也势必带来了对联艺术的繁荣发展。自1978年改革开放30年以来，对联的创作、应用和研究，空前地活跃起来。逢年过节，又可以见到五彩缤纷的对联出现于千门万户。民间红白喜事，企业开张庆典，对联成为必不可少的表达感情的载体；许多报纸、刊物，也都重视刊载对联研究文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