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4日，习总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指出：“‘登高使人心旷，临流使人意远。’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步伐，从时代的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的伟大奋斗敞开，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登高使人心旷，临流使人意远”，语出《菜根谭》。《菜根谭》是明代学者洪应明收集编著的一部语录体著作具有人生哲理的句子，兼采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融处世哲学、思辨智慧、治国谋略为一体，内涵深邃旷远，说理深入浅出，流传至今仍备受推崇，供国内外读者从中汲取智慧和启迪。“登高使人心旷，临流使人意远”，原文大意是说，登上高山会使人心胸开阔，面对清流会使人神清意远，强调人在融入自然、融入环境的同时超脱于自然具有人生哲理的句子、超脱于环境，就能够提升自己的眼界和境界。
对文学艺术与时代之间关系的认识和探讨，在中国文学艺术思想史中是一脉相承的。早在先秦时期具有人生哲理的句子，《礼记·乐记》就指出文学艺术是反映社会现实、时代风貌的一面镜子，“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南朝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更加系统地阐述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进而总结出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概括来说就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其后，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他发起的新乐府运动中不仅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且在其诗歌创作中躬行上述理念，他的《新制布裘》《夏旱》《卖炭翁》《采地黄者》等很多作品都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回应时代变迁。清代赵翼在《论诗》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提出“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不仅指出文艺作品反映时代、书写时代的使命，而且强调文艺作品的创作必须与时俱进、日日创新。回顾中国文艺发展史，自《诗经》《楚辞》起，中国文学艺术创作就逐渐开始形成“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传统，后经历代发展逐渐沉淀为中华民族的审美文化追求。这样的审美价值追求，使文学艺术总能反映时代的风云、人民的悲喜，总能引领时代、发时代之先声，成为裨补时阙、塑造民族灵魂的丰厚滋养具有人生哲理的句子。
文学艺术体现时代风貌，不仅是中国文学艺术创作的优良传统，而且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反映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反映论的底层哲学逻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即“存在决定意识”。与此同时，意识本身又具有能动性，所以作为社会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不仅要反映时代、书写时代、讴歌时代，而且要主动适应时代、把握时代脉搏、成为引领时代的号角、实现理想的社会效益。中国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反映论的基本原理同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艺术思想相结合，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反映论和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思想的继承、融合和创新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反映论的中国化、时代化。
新主义时期，同志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反映论，深入阐明文艺创作与社会生活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文艺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观点：“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改革开放后，同志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不仅强调文艺作品要反映时代，而且要发挥文艺作品塑造时代精神、引领时代发展的能动作用。
“登高使人心旷，临流使人意远。”历史指针指向了新时代、新征程，舞台更广阔，使命更崇高。习总在此处引用这一古语，就是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既要融于时代又要超越时代，与时俱进，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树立“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的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作者：赵纪萍，系山东省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