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的故事
一九六二年冬，焦裕禄受党的委派来到了兰考，当时，正是中国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等自然灾害很严重，农业产量很低，群众生活很苦，......焦裕禄同志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教育、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激起县委领导班子和人民群众抗灾自救的斗志，掀起了挖河排涝、封闭沙丘、根治盐碱的除“三害”斗争高潮。
在除“三害”斗争和各项工作中，焦裕禄以身作则、带病实干、严于律己、关心群众。后来，因积劳成疾，以身殉职。
激励兰考人民抗灾斗志
一九六二年冬，焦裕禄同志怀着改变灾区面貌的雄心壮志，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严重的灾荒景象。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被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
焦裕禄同志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组织上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决不离开这里。”
焦裕禄通过调查，感概万千。他说：“兰考的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他们有改变家乡面貌，由穷变富的强烈要求，就象在一千零八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干柴一样，只要崩出一个火星，就可以引起熊熊烈火。”
统一县委领导班子思想
兰考是一个老灾区。当时整个县上的工作，大部放在救灾上。县里有些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乏信心。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改变灾区面貌，还是两手向上，依赖救济呢？面对这种情况，焦裕禄同志感到：要改变兰考面貌，干部是关键。“干部不领，水牛掉井”。群众在灾害面前两眼望着县委，县委领导挺不起腰杆，群众的积极性就得不到充分发挥。
1963年元月，焦裕禄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要求各级领导同志要带头到困难村去，与基层干部同甘苦、共患难，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作出贡献，为基层干部作出榜样，真正做到心不离群众，身不离灾区。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对同志们说：“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焦裕禄再也讲不下去了。几位县委领导低下了头，而心里却豁然开朗，明白了风雪夜车站之行的含义。县委一班人受到了一次最实际、最生动的思想教育，增强了率领广大干群团结奋斗，努力改变兰考面貌的决心。
回到县委后，焦裕禄同志又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鼓励大家象张思德、白求恩那样工作。
1963年2月，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治沙、治水、治碱的斗争，成立除“三害”办公室。
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啊！今天，要制服“三害”，要把它从兰考土地上象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一千零八十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份量。
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从而县委制定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规划。在这个规划上，焦裕禄同志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从此，一场群众性的除“三害”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在除“三害”的斗争中，为了取得经验，焦裕禄同志亲自率领干部、群众进行了小面积翻淤压沙、翻淤压碱、封闭沙丘试验。然后以点带面，全面铺开。焦裕禄同志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同干部、群众一起出力流汗。他给自己规定，把参加劳动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下乡时就地劳动；在机关值班时，临近劳动。不论在治理“三害”的土地上，还是在平时田间管理中，他走到哪里干到哪里。群众都把焦裕禄看成是“跟咱一样的庄户人。”
通过一年的艰苦奋战，兰考的除“三害”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总结除“三害”的工作时，焦裕禄同志作了明确透彻的总结。治沙；沙区没有林，有地不养人，这是基本情况；有林就有粮，没林饿断肠，这是重要性；以林促农，以农养林，农林相依，密切配合，这是方针。造林防沙，百年大计；育草封沙，当年见效；翻淤压沙，立竿见影。三管齐下，效果良好。这是方法。治水：兰考地形复杂、坡洼相连，河系紊乱，这是客观情况；以排为主，排、罐、滞、涝、台、改兼施，这是方针；舍少救多，舍坏救好，充分协商，互为有利，上下游兼顾，不使水害搬家，这是政策；夏秋两季观察，冬春干燥治理，再观察再治理，观察治理相结合，这是方法。治碱：分清轻重，区别对待，这是方针；翻淤压碱，开沟淋碱，打埂躲碱，台田试种，引进耐碱作物，这是方法。这段精辟的总结，是焦裕禄同志斗争实践的产物，也是对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的真实写照。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除“三害”斗争开始以后，焦裕禄同志发现抗灾斗争发展不平衡，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焦裕禄同志认为，要从根本上制服“三害”，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抓典型、树样板，打一场除“三害”的人民战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焦裕禄同志亲自到最困难的队去蹲点调查，访贫问苦。在城关公社胡集大队和林业技术人员一道，研究泡桐的生产特点，并亲自带头植桐，全县人民雷厉风行，营造了浩瀚的桐林。为美化兰考大地，尽快改变灾区面貌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然后，他深入全县农村调查，发现和培养了双杨树、赵垛楼、秦寨、韩村、坝子五个先进典型。
韩村的精神：城关公社韩村生产队社员，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组织起来割草三十余万斤，除安排好社员生活外，还置买了农具，巩固了集体经济。焦裕禄同志说：“韩村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的精神，就是活生生的南泥湾精神，这是贫下中农的风格！这就是革命。”
秦寨的决心：固阳公社秦寨大队社员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蚕吃桑叶”的方法，深翻压碱，改良土壤。焦裕禄同志说：“秦寨是个好地方，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眼下困难多，不要怕，在困难面前要挺起腰杆，才是真正的英雄哩！决心要比困难大，什么东西都怕决心。困难面前我们要找出路。”
赵垛楼的干劲：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大队社员，在大雨成灾，一片汪洋的情况下，挖河排涝，一季翻身，把余粮卖给国家。焦裕禄同志说：“赵垛楼大队战胜自然灾害，支援国家，支援灾区，这是崇高阶级感情，高度的爱国热情，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
双杨树的道路：红庙公社双杨树大队的社员说：“穷，咱穷到一块；富，咱富到一块”。他们兑钱、兑鸡蛋，买种子，买牲口，巩固集体经济。焦裕禄发现这个典型后，给县委写报告说：“双杨树社员坚持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
坝子的风格：红庙公社坝子生产队的社员，抗灾夺得丰收后，压低口粮标准，卖粮食支援灾区。焦裕禄同志亲自给县委起草报告，通报全县表扬他们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
焦裕禄同志在《穷棒子精神万岁》一文中写道：“我县连续遭灾，很多生产队在生产、生活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困难主要表现在穷'字上。毛主席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有了困难只要去斗争，困难只会减少，克服一分困难，就是一分胜利。要克服困难，必须不怕困难，发扬革命精神。各地都要抓住这样的典型，树立旗帜，鼓舞胜利信心”。同时，焦裕禄同志还主张，对改变穷困面貌有强烈要求的困难队，在政治上鼓舞，在经济上扶助。采取“穷、硬、明、纯、快”五字方针。穷，就是连年遭灾，底子特别空的队；硬，就是不怕困难，人穷志不穷；明，走社会主义道路方向明；纯，就是领导班子内没有坏人；快，就是一拉就起来，很快翻身。”
焦裕禄同志从这五个典型中看到了全县除“三害”斗争的希望，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焦裕禄同志激情满怀地为这五个先进典型，大喊大叫，鸣锣开道，请他们上主席台，让他们介绍经验。他把这五个典型归纳为：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坝子的风格。焦裕禄同志：“这五个先进典型所走过的道路就是兰考的新道路。只要我们以他们为榜样，全县就会出现好多的硬骨头生产队，迅速掀起除“三害”高潮，多灾多难的旧兰考，就会变成社会主义新兰考。
这次大会，是兰考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大战“三害”的动员会和誓师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鲜艳的旗帜一树立，在全县各个角落，很快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县委的领导下，焦裕禄同志率领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向“三害”发起了猛烈的总攻。
贫下中农的贴心人
焦裕禄同志说：“新干部不参加劳动，就不能明确树立阶级观点、群众观点；老干部长期不参加劳动思想就要起变化，要变颜色”。焦裕禄同志身体力行，无论工作多忙，总是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他经常开襟解怀，卷起裤腿和群众一起干活，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他经常和群众一起翻地、封沙丘、种泡桐、挖河渠......，就在县委决定他住院治疗的前几天，他还挥舞铁掀在红庙公社葡萄架大队，和群众一起劳动。因此，他经常要求下乡的干部一要带毛主席着作，二要带劳动工具和行李。
焦裕禄同志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长期有病，家里人口又多，生活比较困难，可是他坚决拒绝给他救济。他说：“兰考，是个重灾县，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很困难，我们应该首先想到他们。要把这些钱用到改变兰考面貌的伟大事业上去，用到改善兰考人民的生活上去”。焦裕禄还经常教育子女做脏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穿衣要朴素，生活要节俭。有一次，焦裕禄同志发现大儿子去看戏，问道：“戏票哪来的？”孩子说：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收票叔叔没有收票就让我进去了"。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后来，他又专门起草了一个《干部十不准》的文件，规定任何干部不准特殊化。这个“十不准”的通知，是一份既平常又不平常的通知。说它平常，是因为《通知》所规定的每一条，都是每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时刻应该想到的，做到的起码准则；说它不平常，是因为《通知》所规定的每一条准则，都闪耀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辉，都是对特权思想的有力批判。焦裕禄把职位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把职权看作是受人民的委托，为革命掌权。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无私的崇高革命精神的表现。
从焦裕禄同志的遗物中我们看到，他的办公桌、文件柜都是原兰封县委初建时买的，有不少地方破损。当时有人劝焦裕禄同志换个新的，他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且修了修，照样使用。他用过的一条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同志们劝他换床新的。他说：“我的被子破了，是需更换新的，但应该看到，灾区的群众比我更需要。其实，我这就很好，比我要饭时披着麻包片，住在房檐底下避雪强多啦！，焦裕禄同志的衣、帽、鞋、袜都是拆洗很多次，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的，虽然破旧得很厉害，但是焦裕禄同志总是舍不得换。他的爱人徐俊雅同志最后生气了，不给他补，他就自己动手补。一次，有位干部提出要装潢一下领导干部的办公室，焦裕禄同志严肃地说：“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兰考的灾区面貌还没有改变，群众生活还有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这天，焦裕禄同志冒着风雪，忍着剧烈的肝痛，一连走访了九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群众。但是，却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他来到梁孙庄梁俊才的家里，老大爷卧床不起，老大娘双目失明。老大爷问：“你是谁呀？大雪天来干啥？”焦裕禄同志说：“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的。”老大爷感动得热泪盈眶，说：“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逼租，撵得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还是党好，社会主义好。”
与病魔顽强斗争
一九六四年春天，正当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同志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
焦裕禄同志的病越来越严重，医生们开出了最后诊断书，上面写道：“肝癌后期，皮下扩散”。（当时死神留给他的生命只有20天了）。送他去看病的赵文选同志，心里非常焦急，恳切的向医生说：“医生，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人民需要他，需要他呀！”
五月初，焦裕禄同志的肝病更加严重了。护士噙着眼泪给他注射止疼针，他感到自己的病已无法治疗，便摇摇手说：“我不需要了，省下来留给别的阶级兄弟吧！”
县里的同志和兰考的群众代表前来看他，他不谈自己的病，首先问县里的工作、生产情况。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咋样？老韩陵的泡桐树栽了多少？他还嘱咐同志们：“回去对县委的同志们说，叫他们把我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写完；还有，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
他的大女儿到医院里去看他，他深情地说：“小梅，你参加革命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送给你，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作为送你的礼物吧。那里面，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省、地、县各级领导同志来看望他。这时，焦裕禄已经病危，他用尽全力断断续续地说：“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实现兰考人民的要求......心里感到很难过......我死了不要多花钱......省下来钱支援灾区建设......我只有一个要求......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位普通的领导干部，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县委书记的榜样，人民群众的贴心人焦裕禄同志走完了他那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光辉灿烂的一生，与世长辞了。终年四十二岁！
他死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修养》。
焦裕禄同志在生命的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人民群众，念念不忘党的工作，表现了一个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焦裕禄艰苦奋斗的故事
焦裕禄同志就是这样，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心里想着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
一个冬天的黄昏，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焦裕禄同志望着风雪，心里惦记着群众：住的怎样？吃的烧的有没有困难？生产队的牲口咋样?他让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雪天六项工作: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安排好群众生活。第二、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牛屋检查,保证不冻坏一头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第四、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在哪个大队由哪个大队热情接待，保证吃得饱，住的暖。第五、教育全体党员，大雪封门的时候，到群众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最后一条，把检查执行情况迅速报告县委。
这天，风雪刮了一夜，焦裕禄同志的屋里的电灯亮了一夜。第二天黎明。他就把同志们叫起来开会。他说：“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要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说罢，就领着大家，顶风冒雪出发了。
这天，焦裕禄同志冒着风雪，忍着剧烈的肝痛，一连走访了九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群众。但是，却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他来到梁孙庄梁俊才的家里，老大爷卧床不起，老大娘双目失明。老大爷问：“你是谁呀？大雪天来干啥？”焦裕禄同志说：“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的。”老大爷感动得热泪盈眶，说：“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逼租，撵得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还是党好，社会主义好。”
焦裕禄鲜为人知的故事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病逝，终年42岁。焦裕禄是山东淄博人，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被调到河南省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他虽身患肝癌晚期，仍带病坚持工作，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带领群众治理内涝、风沙、盐碱三大灾害，取得明显成效；他严于律己，制定了后来广为人知的“干部十不准”，深受当地百姓爱戴。焦裕禄去世之后，被树立为县委书记的榜样，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的楷模。
焦裕禄是众人缅怀的人民公仆、干部旗帜，同时也是有家有口、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作为6个孩子的父亲，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够养活一家老小吗？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在支持他，免除家庭的后顾之忧焦裕禄，那些鲜为人知的背后故事，从身边人口中娓娓道来。
他的工资
“高收入阶层”，但焦家常吃不饱饭
上有2位老人，下有6个儿女，焦裕禄和所有男人一样承担着养家糊口的责任。而他所生活的年代，工资几乎是家庭的全部收入来源。
无论在工厂还是当县委书记，焦裕禄都算得上“高收入阶层”，但焦家却经常吃不饱饭。“计划经济时代要凭票购物，粮票是按照职务、工种配给的，当时工人分粮多，干部粮食少。”焦裕禄任洛阳矿山机械厂一金工车间主任时的邻居张泉生回忆，“我一个月有59斤粮食，焦主任只有22斤，他家人口多，就那么点粮食怎么吃得饱啊！”他想给焦家点粮票，焦裕禄从来没要过。
有钱买不到，饿肚子也就罢了，蹊跷的是，如此高的工资，焦家却没有积蓄。焦裕禄回山东老家时，因为手头拮据，竟没能按家乡风俗给初次见面的侄媳妇包个红包。他去世后，除了常年佩戴的一块手表，没留下任何遗产。他的工资哪去了？
当年的兰考县葡萄架村大队会计孙世忠回忆，焦裕禄曾连续3个月在此调研，每天都交一斤二两的粮票和四毛钱作为伙食费。“好的时候能吃到馍，有时候就吃萝卜缨子、木薯干。”跟随焦裕禄下乡的时任兰考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说，“他交的伙食费只多不少，碰到农民家里条件差的还会另给钱。”
原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人吴永富第5个孩子出生时家境困难，焦裕禄送去了10元钱；工人刘辅臣妻子生小孩后想喝点小米稀饭，焦裕禄把仅有的2斤小米送到了他家。类似的故事听许多人讲起，焦裕禄工资高却一穷二白，这种怪账只有老百姓算得清楚。
他的妻子
不向组织伸手，抚育6个子女成人
人们谈起焦裕禄，却往往忽略了他背后的女人徐俊雅。当年爱唱歌的姑娘与能拉会唱的焦裕禄结缘，携手走过兰考治“三害”的艰苦岁月，更在离开焦裕禄的漫长后半生，以一个女性的坚韧抚育6个子女成人。
“她操持我们这个家，确实不容易，有时会看见她坐在那里哭，但从没听她说过难。”2005年，74岁的徐俊雅在41年的分离后追随焦裕禄而去，留在大儿子焦国庆记忆中的印象是“一辈子坚强”。
焦裕禄去世时，徐俊雅才三十出头，上有婆婆下有儿女，一贯清苦的家庭没有任何财产。“父亲去世前说，不能向组织伸手，遇到困难自己想办法克服。所以母亲非常辛苦，受了很多罪。”长女焦守凤至今记得，焦家小院里一年四季摆着破布和旧衣服，母亲浆洗后就着油灯纳鞋底。
1932年，徐俊雅出生在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一个书香门第。18岁那年，她循着焦裕禄二胡的旋律来到那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身边，从此琴瑟相调，成为“榜样”的坚实后盾和温暖港湾。
“父亲最喜欢一家团聚，只要在家就陪我们玩，讲笑话甚至打牌，他走后家里很多年都没有鞭炮声。”女儿焦守军对母亲的失落印象很深，“过年时她总是一边包饺子一边默默流泪，然后在床上躺一整天。”
几十年来，徐俊雅忍受着悲痛和思念之情，把焦裕禄的品德和家风一点一滴传递给儿女。尤其是对做过县委书记的儿子焦跃进，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干得好，别人说你是焦裕禄的孩子，你干不好，别人也不会说你是徐俊雅的孩子。”
他的照片
给群众拍照上千张，焦书记只有4张
身披上衣、双手叉腰、眼望远方，这是焦裕禄照片中流传最广的一张，还曾印上邮票。如此充满意境的画面，竟是偷拍下来的。作为全国最知名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留下来的照片非常少，以至于在兰考的焦裕禄纪念馆内，很多场景只能靠绘画和雕塑再现。
“我给群众拍照片上千张，但给焦裕禄拍的只有4张，其中3张还是偷拍的。”焦裕禄在兰考的一年多时间里，刘俊生经常跟随下乡。如今已80高龄的他，讲起照片背后的故事仍兴致盎然。
1963年9月的一天，焦裕禄到老韩陵检查生产，在红薯地跟农民一块挥起了锄头。“这又激起我给他拍照片的念头，可是怕他阻止，就把身子转向另一侧，把镜头对准他，偷拍了一张他锄地的照片。”刘俊生说，以前每次拍照，焦裕禄不是把身子躲开，就是摇摇头、摆摆手。
随后，刘俊生又透过人群的缝隙，偷拍下了他蹲在花生地拔草、看花生长势的镜头。当天午饭后，焦裕禄继续到胡集大队查看泡桐生长状况。时隔50余年，刘俊生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深刻。
“焦裕禄把自行车往路边一放，说咱春天栽的泡桐苗都活啦，十年后，这里就会变成一片林海。我看他那么兴奋喜悦，就掏出相机，当他叉腰走到一棵泡桐树旁时，又偷拍了一张。”
这就是那张传播最广的照片，焦裕禄身后的泡桐就是著名的“焦桐”，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
一同下乡的干部向焦裕禄建议合个影，焦裕禄说：“咱照相有啥用？”刘俊生趁机问出长久以来憋在肚子里的问题：“焦书记，每次下乡你都告诉我带上照相机，为什么不让我给你照相呢？”“我是让你多给群众拍些照片，这对他们是鼓舞，又很有意义！你不要想着跑前跑后给领导拍照片！”
焦裕禄那些直击心灵的话语
一个共产党人的为政信条
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干部不领，“水牛掉井”。
有些人干工作平平静静，说什么“上游太辛苦，下游打屁股，中游最舒服”。他们不愿动脑筋，不愿动手，不愿学习，重要会议也不记录，对下情只是一知半解，或者是只知不解，不知不解，人云亦云，信假为真，没有肯定的结论，回答问题总是估计、大概、差不多、没有把握这是干革命吗？不！这是混革命。
农村工作干部要做到：抬腿就能跑，张嘴就能说，提笔就能写，见饭就能吃，躺倒就能睡。
一个县委书记的家风
啥是丢人？好吃懒做，贪图享受，才是真正的丢人。
书记的女儿和工农子弟一样，都是革命的后代，没有什么特殊性，不能高人一等。如果说有什么特殊，那就是比别人更要好好学习，更要热爱劳动，更要艰苦朴素。
你们说救济的条件是：家在灾区，生活困难，本人申请。那我家既不在灾区，本人又没申请，为啥救济我呢？
你们不要以为她是县委书记的女儿，就另眼看待。把她分配到酱菜组，干些脏累活，对改造她的思想有好处。
一个革命者的生死选择
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它，它就不欺负你了。
我的病没什么，兰考是个灾区，那里有许多工作在等着我。我怎能安得下心躺在这里休息呢？把病查清楚后，我要回兰考去，一边治疗，一边工作。
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有病更应该学习，因为这是病人的精神食粮。有了精神食粮，才能正确对待疾病。
我活着没有治好兰考的沙丘，死后，希望把我埋在兰考的沙丘上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我死后，不要为我多花钱。
“焦裕禄”们说焦裕禄
电影《焦裕禄》主演 李雪健
“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他让我们真正看到榜样的力量，带病坚持工作不是傻，是天性和觉悟。”
音乐剧《焦裕禄》主演 侯岩松
“最吸引我的是焦裕禄精神中的人性光辉，我相信焦裕禄即使不是官，而是一个平民百姓，也会做事不图回报。”
豫剧《焦裕禄》主演 贾文龙
“首先做好人，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能学多少就学多少，不能让人家指着我说，他演焦裕禄，自己做得可不行。”
电视剧《焦裕禄》主演 王洛勇
“与其说焦裕禄是兰考的、中国的，不如说他代表了全人类一种共通的精神和情感。”
专家声音
今天我们为何学习焦裕禄？
2013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以作风建设为主要目的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聚焦于扫除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目前，这一活动已进行到第二阶段，重点集中到扫除市县及以下党员、领导干部身上的“四风”问题。
在这一重要节点，焦裕禄再次成为共产党作风建设新的出发点。今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兰考调研指导期间指出，教育实践活动的主题与焦裕禄精神是高度契合的，要把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作为一条红线贯穿活动始终。
为何选择焦裕禄？河南省社科院院长喻新安说：“首先焦裕禄曾经当过县委书记，和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对象相吻合；其次，焦裕禄始终把权力看做是为人民服务的责任，他同人民群众间存在着割不断的血肉联系，这是当下最为紧缺的。这也是焦裕禄精神五十年仍历久弥新，始终是共产党人作风建设的标杆的原因所在。”
喻新安分析说，这些年国家经济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却没有更加密切，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大大增加，如果不下大力气解决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作风问题，就会危及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只有多一些焦裕禄式的干部，才能赢得群众信任，巩固执政基础。